关于我国“十五五”时期科教投入的政策建议
我国即将进入的“十五五”时期(2026-2030)是一个关键发展阶段。其间,2028年将是我国改革开放50周年,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科教进步的高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水平。而科教进步的高度则取决于培养科教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这就与国家的科教投入力度密切相关。
“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国内外大环境的较大压力,在此背景下要增加科教投入需要重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因为这一论断蕴含了科技投入、科技人才投入要超前发展的思想。质言之,就是在国家的“投入大盘”中要挤出资金优先科技投入、科技人才投入,再反哺这个“投入大盘”。这种“超前发展”的思想能成为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与美西方打压手段相抗衡的利器。
本文的政策建议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本文国内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等部门的统计报告,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目前由38个发达国家和市场经济程度较高的国家组成)的数据取自其统计报告。
一、背景: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和教育投入概况
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GERD)占GDP之比近年有较大增长,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

基础研究经费在研发经费中占比稍有提升,但与多数国家相比差距很大。
2024年,我国的这一比重虽提升至6.91%,但与多数国家10-20%的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4%的水平。
202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26.1万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4.00%。同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6.4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33%。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等)为5.0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06%。在“十四五”时期,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大致稳定在4%的水平。而近年来OECD成员国公共教育支出(大体相当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在GDP占比的平均水平为4.9%。
二、关于我国“十五五”时期增加研发投入和教育投入的政策建议
1.建议“十五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GERD/GDP)达到2.8-3.0%。
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为3.6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3%,占GDP之比为2.68%。根据OECD发布的“主要科技指标数据库(MSTI)”,2023年,其成员国GERD/GDP的平均水平为2.7%。其中以色列6.35%,韩国4.96%,美国3.45%,日本3.44%。
今年9月,李强总理在联合国宣布中国在世贸组织(WTO)当前和未来的谈判中不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据此,建议将我国“十五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GERD/GDP)提高到2.8-3.0%的水平(“十五五”初期约为2.8%,末期达到3.0%)。
2.建议“十五五”时期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4.5%。
多年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在4%左右,建议我国在“十五五”时期这一占比达到4.5%(“十五五”初期约为4.2%,末期为4.5%),即略低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由于我国中小学教育质量较高,且中小学生数量在减少,财政教育经费增长应主要用于高等教育。建议在“十五五”时期,增长的财政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和世界一流的理工科专业。
为什么要提出上述“4.5%”的指标建议?有其合理性吗?
因为以往我们对于教育更多的是看重其公益属性,特别是在其基础教育阶段,这是正确的;但在高等教育,特别是在其博士生培养阶段,她不仅具有公益属性,还具有“生产”属性。可以说,高等教育的博士生培养阶段是最重要的“制造业”,是“制造”高端人才的“最后一公里”。我国有高水平的中小学教育,只需要在高等教育,特别是其博士生教育(这也正是我国与美欧发达国家的差距所在)加大投入,就能有“一本万利”的收益!
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她不仅是“生产”科技人才之所在,还是使用科技人才之所在,应当是“十五五”时期增加教育经费的重中之重。
上述2项建议所增加的经费,可用于(但不限于)下述3-7项建议所需经费。
3.建议“十五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在研发经费中占比达到9-10%。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GERD之比多年来大体在6%的水平,2024年达到最高的6.91%。但这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大多在15%及以上的水平,而且还低于多数有这一指标数据的国家。基础研究是科技发展的基础(当前我国“卡美西方脖子”的稀土分离、提纯技术就源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大徐光宪教授的一项基础研究成果)。如果这一指标能大幅提升,则能加速我国科技乃至经济发展。
由于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几乎全由财政拨款,很少有企业投入基础研究,为了鼓励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建议对于企业投资战略基础研究(在统计上需明确基础研究及其战略基础研究的内涵,区别于纯基础研究,战略基础研究是由重大战略目标驱动,旨在解决特定领域内长期性、根本性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的经费分别给予150%(未形成知识产权)、200%(形成知识产权)的纳税加计扣除政策。对于有较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企业,政府主管部门应支持其成立国家级基础研究院所,给予项目和人才方面的支持,使之持续发展。
4.建议国家对引进杰出科技人才实施较“十四五”时期更大力度的激励政策。
在大幅增加科教经费的基础上,建议由中央科技委或其他权威机构成立引进杰出科技人才专项或基金,征集引进杰出科技人才名单,对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在引进杰出科技人才时给予较“十四五”时期更大力度的资助。
5.建议国家对急需科技攻关项目实施较“十四五”时期更大力度的激励政策。
在大幅增加研发经费的基础上,建议由科技部或其他权威机构成立国家急需科技攻关项目专项或基金,对列入该名单的项目给予较“十四五”时期更大力度的资助。
6.建议国家对引进杰出科技教育人才实施较“十四五”时期更大力度的激励政策。
在大幅增加科教经费的基础上,建议对对标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和世界一流的理工科专业(包括民营研究型大学及其专业),建立引进杰出科技教育人才专项或基金。教育部可以征集引进杰出科技教育人才名单,向高校推荐并给予较“十四五”时期更大力度的资助。 中央科技委和教育部在引进杰出人才方面可以建立协调机制避免重复引进。
7.建议财税部门为我国民办研究型大学加大税费激励政策力度。
此前我国已出台包括税收优惠、科研经费补贴和奖学金补贴等政策,在“十五五”时期要加大上述政策的力度。对于近年来新成立的民办研究型大学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解决此类大学收入来源较少的处境,使之持续发展。诸如西湖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民办研究型大学如能快速发展,将会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支生力军。
8.建议国家各级统计、财务部门设置教育、研发经费关键指标的督察机制。
为了使上述建议中有关的教育经费、研发经费指标能在执行中落到实处,建议在国家各级统计、财务部门设置上述两项经费关键指标的月度、季度汇总分析制度(同时建议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在研发指标设置中对“战略基础研究”指标的内涵给予规定,以便企业投入能够对应),由国家权威机构(例如人大教科文卫委)定期组织检查,形成督察机制。
三、结语
早在30年前,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就已经提出了我国的研发强度在2000年要达到1.5%的目标,但迟至2009年才实现。整整晚了9年。试想,我国如能按期实现上述目标,可以肯定的是,美西方对我国“卡脖子”的危害绝对不会如今天这般严重。
我国有不少质量较高的高中毕业生(犹如品位较高的精矿),但较少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犹如精炼炉),导致相当部分高中生留学美欧,因为那里有较多的“精炼炉”(哈佛、MIT等)。结果,不少高水平人才(“高纯度金属制成品”)留在美欧。这是我国人才的最大“流失”。对此,首先,我国要建造一批国际一流的“精炼炉”,同时,要打造一批有能力使用“高纯度金属制成品”的用户(科研院所、科技企业和研究型大学)。这就是为什么要在“十五五”大幅增加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和研发经费的缘由。
困难肯定是有的。提高研发经费比重和教育经费比重,就要相应减少国家在其他领域的支出比重;给予科教领域更多的税收优惠,就会减少国家财税收入。但是科教投入应当是具有超前性质的投入,越是经济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挤出财力投入科教。这也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应有之义。因为科教投入是其他投入之母,其投资回报率不仅很高,而且有时候是不可计量的!
调研团队:
周寄中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胡志坚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员 研究员
汤超颖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卢 涛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周晓慧 中国科学院大学离退休管理办公室 主任,离退休党委书记
张 薇 中国科学院大学离退休管理办公室 老科协秘书长
执笔人:
周寄中 中国科学院大学 教授
